中興通訊受益則更為明顯。2008年，中興通訊國內銷售收入占整體銷售收入的39.4%，2009年這一比例迅速升至50.4%，金額也從2008年的174.66億元人民幣，迅速增至304.04億元人民幣。
誰將獲益
讓電信設備商們欣慰的是，在4G發展上，中國政府顯然將采用和3G時期完全不一樣的策略。
其原因在于，雖然TD-LTE在技術上已經與FDD-LTE同步發展，但因為商用較早，FDD-LTE的市場規模擴張已經遠超TD-LTE，并帶動眾多產業資源投入，形成產業發展不斷提速的良性循環，如果TD-LTE不能盡快迎頭趕上，將錯失與FDD-LTE同步融合、共同發展的關鍵時期，就有可能在國際產業競爭中逐漸被邊緣化，成為局限于國內的孤島技術。
在這樣的形勢下，4G如果還是推遲發牌，TD-LTE就可能重蹈TD-SCDMA覆轍，被國際市場邊緣化，淪為“技術孤島”。反之，如果盡快發放TD-LTE牌照，則有可能借助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優勢，吸引全球設備廠商參與TD-LTE產業鏈，推動標準加速成熟，并在國際市場上樹立有力的風向標，從而真正走出國門，占據全球移動通信產業的重要話語權。
事實上，中國的這一舉措正在逐漸收到成效。對TD-LTE的發展承諾，已經成為國際電信設備商游說中國政府和運營商的重要議題與砝碼。據消息人士透露，這些承諾也對中國政府堅定推動TD-LTE商用發展起到積極作用。
7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，衛翰思稱，“我們已經中標中國移動香港TD-LTE商用網絡的建設，雖然中國內地仍然沒有決定TD-LTE何時商用，但我們將會等待，一旦宣布商用，我們已經準備好占據一定份額。”
諾西大中國區副總裁潘波則強調，TD-LTE不應該成為中國式技術，需要更多國際廠商的積極參與，諾西希望拿到更多地市場份額。
“當然，即使4G發牌，三大運營商的招標仍然會向中國設備廠商進行傾斜。”一位設備廠商人士說，在始于2012年7月，涉及10個城市的TD-LTE試驗網招標中，中國的電信設備商就占據了70%的份額，其中華為和中興通訊兩家奪取了48%的份額。上海貝爾因為其合資公司的特殊身份，也獲得了13%的份額，而愛立信僅得到8%，諾西的結果也大體相同。
“不過，對各大設備公司來說，現在這并不是最緊要的問題。”該人士說，現在大家首先要讓4G網絡建起來，創造一個大蛋糕，再來討論蛋糕的切割也為時不晚，“而那將是1年甚至更長時間后才需要考慮的事情。”
領跑權的籌碼
與“以市場換技術”類似，4G牌照發放將成為“以市場換標準”示范田。不同的是，前者犧牲市場換來的是跟隨發展，而后者則是在發展市場的同時，贏得爭奪領跑權的資格
如何以發放4G牌照為契機，讓中國抓住全球新一輪信息技術變革機遇，在全球的產業競爭中占據更主動地位，是中國新一屆決策者需要盡快解決、且已經開始調研思考的問題。
1994年郵電部成立，逐漸開始市場化改革至今，中國信息產業已經歷近20年的高速發展，建立了無論規模還是質量均世界領先的信息基礎網絡，以及具備全球產業競爭力的通信設備制造工業體系，并逐漸參與到全球信息產業的主導權角逐之中。
在此過程中，中國除了全球信息通信產業的最大市場這一角色之外，已逐漸成為設備制造的全球工廠乃至支撐基地，而在3G與4G時代，更開始向最終的技術與標準輸出國堅定邁進。
從18世紀末電報發明、19世紀中葉電話出現，20世紀初無線通信技術投入使用，20世紀末互聯網興起到現在，信息技術的主導權和控制權一直在歐洲和北美之間拉鋸，尤其是近30年來，北美地區尤其是美國借助互聯網的浪潮，一度成為行業霸主。
最近10年來，伴隨新興技術革命與市場競爭加劇，信息通信開始新的產業轉移。歐洲主導的WCDMA標準在3G市場爭奪中勝出，FDD-LTE在4G時代也占據領先位置；中國主導的TD-SCDMA和TD-LTE也加入爭奪，并逐漸走出孤島；而美國主導的CDMA標準則在3G時代式微直至無疾而終。
與此對應的是，諾基亞、愛立信、阿爾卡特朗訊、三星、中興、華為、HTC等歐亞公司日益強大，而馬可尼、摩托羅拉、北電等北美企業則全面衰退甚至拆分或倒閉，除了目前業務輝煌但已呈現下滑跡象的蘋果、面臨激烈競爭威脅的思科外，在信息通信工業體系中，美國只能依靠英特爾、高通、AMD、德州儀器等芯片公司的上游壟斷維持自身的話語權。
產業主導權的轉移引發了更多的摩擦與對抗，此前中興與華為在美國受到歧視調查正是例證。但在另一方面，這也為中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絕佳產業趕超時機。
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，中國近百年的通信建設歷程，都只是在為外資公司提供市場。行業內流行的總結是“七國八制”，即來自七個國家的八種制式，統治了中國的骨干通信網。
而在2G和3G網絡建設過程中，中國龐大的市場容量，為華為、中興通訊、上海貝爾、大唐電信、烽火通信等中國公司提供了足夠的成長空間，并其開拓全球市場提供了巨大的“后勤支持”。
